记者：延迟退休方案主要需要考虑和平衡哪些方面的问题?您是否有更好的建议和方案?

董登新：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有三个：一是人口的平均寿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正常退休到这个平均寿命，这里面的残存年龄有多少，直接决定了养老负担的大小，也就是说，人口的平均寿命是确定延长退休年龄的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二是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人口老龄化越严重的话，要求延迟退休的压力就会越大。三是养老金的收支平衡压力，或者叫养老金的缺口，这应该是影响养老金退休年龄设计的主要方面。

我认为，男女统一退休年龄，再加上弹性退休制度，这是一个最佳组合，也是最适合未来中国国情的方案，也就是说，在退休金年龄上不能搞多轨制。

弹性延长退休制度适合中国

记者：延迟退休不光是在我国大势所趋，据记者了解，世界各国都在采用这种方式，您觉得哪个国家的方案相对适合我们借鉴?

董登新：相比较而言的话，应该说美国和法国的延迟退休年龄模式比较适合中国借鉴，这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设计理念，它们都是把延长退休年龄和弹性退休结合起来，这样既形成了男女退休年龄的统一，同时又有一定的人性化的弹性。也就是说，你如果愿意提前退休的话，那么你先付出养老金要扣减的代价后可以提前退休，如果你在国家统一的法定年龄的基础上延迟退休的话，那么就可以获得一定幅度的养老金奖励，这样的弹性延长退休制度也比较适合中国来借鉴。

记者：目前，不要说延迟退休，我国提前退休的问题尚未得到严控，提前退休的问题到底有多严峻?实行延迟退休的前提是不是首先要严控提前退休?

董登新：我国法定退休年龄确实存在过早的现象，这种情况下，中国劳动力存在很大程度上的比较严重的浪费现象，尤其是一些国企的员工，不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就已经闲置或者下岗了，提前下岗之后单位发基本工资，个人再去就业。当然，这个过程一般因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而不能领取养老金，但是，它客观上造成了一部分劳动力过早的离开单位，不管是下岗还是买断，总之是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这个过程从实际情况来看就是隐形的提前退休，客观上造成了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也是劳动力资源的一个巨大浪费。为此，在实施延长退休年龄之后，如何通过扣减养老金的方式来激励人们延迟退休，而不是提前退休?弹性延迟退休制度还是非常适合中国国情的。

记者：除了控制提前退休，在推进延迟退休年龄的过程中还有哪些阻碍?其中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董登新：目前来看，我国延迟退休年龄还需要有配套的政策文件或者是立法，也就是雇主不可以强制终止员工工作的权力，防止企业对大龄员工的歧视，这方面的立法我们还没有跟上，所以，我们的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肯定需要有相应的立法来保障员工的权益，尤其是大龄员工的权益。

同时，从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来看，还是一个制度问题。如果我们把延长退休年龄跟弹性退休结合起来，就可以很好地解决不同体制、不同身体健康状况、不同职业人群提前或者延迟退休的这个诉求，都可以得到满足。

记者：延迟退休推进了这么多年，进展并不明显，同时，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比较大，有些机构甚至不敢再去触及这个课题，不过，从最初提出至今时隔6年，人们的观念或者说对延迟退休的理解是不是有了一些变化?

董登新：延迟退休这个观念从抗拒到慢慢接受，其实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老百姓刚刚解决温饱或者尚未解决温饱的年代，大家对养老金的依赖思想非常重，往往对于个人的社会发展以及更高层面的发展可能会缺乏信心，如今，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国民已经有了这个养老储蓄的意愿，有了养老投资的需求，尤其是人口老龄化之后，养老储蓄和养老投资理念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为老龄化打下了一个很好的社会基础，养老保障程度的提升也会加大人们对于延迟退休的信心。